回顾洛桑，前瞻2000

作者：斯托得(John Stott) /译者：薪人

引言：

一九七四年七月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福音会议，主办单位原先的目标，是探讨福音遍传的策略和方法。可是，会议中最引人注目的课题，却是教会的社会责任。而且，会议的重大结论之一也变成：肯定传福音和社会责任两者同样是教会的主要使命。
洛桑令人吃惊的不只是当次会议，以及会议最后一天发表的《洛桑信约》。洛桑福音会议的重要性在于：会议结束至今二十年，它的影响和冲击仍未停歇；《洛桑信约》也依然在呼唤福音信仰者的良知和灵感。
以一项单次会议引起的震撼和回响而言，除了天主教人士的梵二会议之外，近代大约没有其他会议可与洛桑福音会议相此。
《洛桑信约》主要执笔人斯托得牧师回顾过去二十年，撰写了这篇文章，表达他的观感。


从第一届洛桑会议(一九七四)，以及洛桑精神所带领的运动，至今已逾二十年，在写下我的感想之前，必须先澄清我不具有任何官方权威，我所表达的纯粹是个人的一点省思。

回顾

「洛桑向我们发射出的，」葛理翰写道，「是始料不及的意义与能力。」最大的奇迹，就是洛桑信约长久不坠的影响力，它是在会期间草拟，当时几乎获得全场一致支持。洛桑信约带给许多人挑战与方向，并且提供福音派教会在宣道上合一的基础。

如果我们看看当时一些负面批评，就会更惊讶它的持续影响力。有一位参加者称之为「应景文章」，另有人说它「了无新意」，又有一位说，「很明显的，这是由一群心智低落的宣道小群制造的声明。」还有一位似乎是当老师的，像改学校作业似的用红笔眉批，「这是一篇平庸的报告，水准远远低于赴会者的程度！」

在一九七六年，也就是大会之后两年，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)在墨西哥聚集。决议之一是成立神学工作小组和策略工作小组，后者由华格纳(Peter Wagner)主持，前者由我主领。神学工作小组，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间，先后支持策划(有时与策略工作小组或世界福音团契的神学组合作)四次规模较小的咨商会议，发表洛桑不定期报告(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)。

四次咨商会议——工作进展里程碑

第一次是一九七七年探讨同类型布道原则(Homogenous Unit Principle)的帕撒迪纳(Pasadena)咨商会议，它的重要性不难理解。由马盖文(Dona1d McGarvan)及其同僚所建立的教会增长理论基础，许多年来在福音派圈子中引发许多辩论。双方以书籍和文章，跨过非军

事区，互相投掷手榴弹交战。不过两边的主将们从末碰过面，现在在「洛桑精神」号召下，双方代表正式面谈。五位富勒神学院的代表(Arthur Glasser，Charles Kraft， Donald McGavran) Peter Wagner and Ralph Winter)，与五位能言善道的批评家(Harvie Conn,Victor Hayward, Rene Padilla, Robert Ramseyer, and JohnYoder) ，辩论两天，由我充当主席。

我们都知道马盖文博士在《认识教会增长》一书里主张人们「欢喜成为基督徒而无需跨越种族、语言，或阶级障碍。」作为传福音的原则，已被普遍接纳。但是作为教会生活原则，却遭受猛烈的批评。因为这样的原则似乎在提倡一种教会内的种族隔离政策，重新建立那些主耶稣基督已经废除的障碍。当主张教会增长理论的神学家，承认同质同种的教会并不完全，教会应该往异质异种发展，真是令人鼓舞。因为末世的异象乃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，聚集在宝座面前(启七7~9)，今天主的圣餐就是其预表、保证和预尝。

福音与文化会议

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在百慕达举行，探讨福音与文化的柳堤(Willowbank)咨商会议。洛桑信约第十条的标题就是布道与文化。因为每一文化都是人的架构 (自然是神赋与的，文化则是人在自然界下的作为)，文化就反映出人善恶的两面：人既有神的形像，「他的文化必含有美与善之丰富内容」；然而人已经堕落，所以文化的某些部份是「被罪所玷污，且有魔鬼的成份。」

洛桑信约因此重申，也就是宣道学者一再肯定的，人是文化的产物，我们一切思想、言论、行为，都受到我们所继承的文化所影响。柳堤咨商会议进一步发展这项主旨，探讨文化在下面六项议题里所扮演的角色；圣经的作者与读者(亦即圣经的默示与圣经的解释)，传福音与悔改(亦即福音的传讲与接受)，教会的组成;和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方式。

与会者对宣道事工，包含三种不同文化的互动这一点，都有清楚的认知。一个福音使者必须问自己：在甲文化下长大的我，要如何把在乙文化下写成的新约福音，传递给属于丙文化的人们，而又不会更动了福音，或把福音传得难于理解？虽然咨商会议，留给我们更多文化议题，有待福音派人士继续思考，但至少柳堤会议已经跨出第一步。

简朴生活会议

第三次是一九八零年探讨简朴生活方式的海里(High Leigh)咨商会议。洛桑信约中没有一条像第九条引起这样多的批判与良心上的争辩了：「我们为千千万万不公平的待遇所造成的贫乏人，感到震惊。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境况中的人，当尽责去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，为的要更慷慨地捐助及布道。」

许多人反对「简朴」这个词。为何不用比较级呢，「更加简朴」？然而这只有引起更多问题。比什么更加简朴呢？事实上，所有形容生活素质的字眼，像知足、简单、慷慨、殷勤好客等都一样没有衡量的标准。

这次咨商会议报告，标题定为过简朴生活方式的福音承诺。一如新约圣经，这项教导避免极端的物质主义(物质至上)和禁欲主义(严拒造物主的美好礼物)。因此报告的第一段，标题就是「创造」，我们享受神创造的美好与丰盛，和祂恩赐的多样性，这些我们都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并与众人分享。报告中更进一步挑战我们对环境及资源的管理，我们对权力的运用，以及主耶稣要我们提防的：贪婪的倾向。

这是一篇论点相当平衡的报告。举例来说，它写道：「我们接受必须品与奢侈品有别，建设性嗜好与时髦嗜好有别，朴素与虚荣有别，偶而的庆祝与天天奢华宴乐有别。」

传福音与社会责任会议

第四次是一九八二年探讨传福音与社会责任之关系的大急流(Grand Rapids)咨商会议。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由于琼斯敦(Arthur Johnston)出版了《世界福音化的争战》(The Battl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)一书所引起。在书中他剖析普世教会会议在圣经的权威性与宣道上的一再退让，他提出警告：根据他的观察，洛桑正步上日内瓦会议的后尘，而我正是罪魁祸首。

康哲(Kenneth Kantzer)博士容许我写一篇《给琼斯敦的公开信》登在《今日基督教》杂志上作为回应。这事之后，琼斯敦与我开始通信、会面，我们两人都同意有必要发起一次国际性的会议，邀请不同国家、文化、教派和观点的代表来参加。

大会召开前，我实在不敢期望这样的会议能有真正心灵和思想的沟通。因为当我们在会前传阅论文和回应时，有些文章不只是独断又刚硬，而且刺耳到几近粗野的地步。会议一开始的几天，双方又跺脚又吼叫！渐渐地，我们都厌烦这种不带任何建设性的固执，大家开始倾听对方意见，直到我们不只听见对方所言，而且了解到背后的思想。至此，我们才认识到对方所要护卫的是什么，而那些点往往也正是我们要护卫的！这就催化了具有创意的进展。

这次咨商会议报告曾被评为太急进或太笼统。没有错，许多地方我们无法获得共识，只能写下「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的看法」而「其他人又是那样的看法。」即或如此，我认为大急流咨商会议的收获很丰硕。经过一个礼拜的激辩，我们产生了一份获得全体共识的报告，从此我们拥有共同行动和互信的基础。

布道与社会行动并行

大家印象最深的，就是这份报告对传福音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作出三项结论：(1)基督徒的社会行动是福音事工的结果，因为它是被福音改变的人所参与的行动； (2)社会行动可以作为福音事工的桥梁，因为它带出神的爱。并且二者都能克服人的偏见与闭塞；(3)社会行动与福音事工同为伙伴，「好像剪刀的两刃或鸟的两扇翅膀。」在五年中间举行的这四次咨商会议，涵盖了教会、文化、生活方式与宣道等层面，每一次都是在提倡尊重、信赖、容忍的洛桑精神下召开，每一次会议都是一项工作进展的里程碑，和未来发展的跳板。

洛桑咨商会议并不只这几次，但是因为我未曾参加其它会议，所以我的感想就只能限制在这四次。为了完整起见，兹将其它会议列在下面；一九七八年探讨回教世界福音事工的葛兰艾瑞(Glen Eyrie)咨商会议，一九八五年探讨圣灵的工作与福音事工的奥斯陆咨商会议，一九八八年探讨悔改(Conversion)的香港咨商会议，以及一九九三年探讨现代化与信仰的乌撒拉(Uppsala)咨商会议。

芭提雅一九八零年和马尼拉一九八九年

接下来必须一提的是一项较大规模的世界福音咨商会议(COW)，一九八零年在泰国芭提雅(Pattaya)召开。我个人觉得基本上这是一项工作(Working)咨商会议，策划委员会划分十七个小组，各自负责一个未得福音群体，也都各自发表一份报告。另外，每天晚上有一场全体出席的激发灵感会议，不过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探讨两项引起争议的问题。第一项是由华格纳(Peter Wagner)所发表的对特定群体(people groups)，或一群彼此认同相属于一个团体的福音策略探讨。与会者对这项福音策略有不同意见，可惜没有机会彻底辩论。

第二项是与刚结束的墨尔本世界宣道与布道会议(CWME)，所完成的报告《你的国降临》有关的。我们有一个晚上与到访的卡斯祖(Emilio Castro)聚集，但碍于时间有限，这项会议太过正式而且简短，一些福音人士(恐怕包括我在内)的建言都太过粗鲁而且对立。很可惜我们错失了一次与全体福音派代表的重要接触。

芭提雅宣言重申我们对传福音与社会行动的承诺，但是一如洛桑信约，都以传福音为「首要的」，这样声明的理由是因为「在人类所有悲剧当中，没有比与造物主疏远，以及因拒绝『悔改和相信』而进入可怕的永死更大的不幸了。」

洛桑再开锣：灵恩与非灵恩的对立

然后是一九八九年在马尼拉所举办的第二届世界福音洛桑会议。有来自一百七十个国家(比当时联合国的会员国数目还多)的三千五百位代表齐聚一堂，包括来自苏联和东欧的庞大代表。可叹的是中国大陆没有派出一位代表来参加。

第二届洛桑会议的价值与影响无疑是巨大的，但整个大会还是过分偏重从西方与北半球来的代表。好几位杰出的第三世界代表各因不同的理由而缺席。灵恩与非灵恩福音派的紧张对立，在马尼拉第二届洛桑大会上浮现出来。在好几个讲习会里，五旬节教派与灵恩派有充分的机会教导和学习，甚至有一堂全体出席的会议，主题是圣灵的工作。海福得(Jack Hayford和巴刻(Jim Packer)各自宣读论文，但是没有安排双方讨论的时间。辩论的形式不是更佳吗？我们这群福音派人士，难道还不够成熟，足以拒绝将彼此间的分歧扫到地毯下的驼鸟心态，而能坚持把问题摆上台面来公开讨论？芭提雅世界福音会(CWME)的理事史塔克维尔(Eugene Stockwell)，与我同感，大会后他写道，第二届洛桑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完全没有辩论，整个会议被冗长的演讲与影片所「控制」，没有一次就任何题目进行全体的讨论。

马尼拉宣言超越前约

大会结束后所发表的马尼拉宣言，获得绝大多数与会者的签署支持。宣言的开头就肯定洛桑信约，马尼拉宣言是信约的延续而非取代，但在许多方面它都超越了前约，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。

正文的第一段《人类的困境》，就是洛桑信约所无，一方面肯定人类的尊严，因为我们具有神的形像：但同时肯定人类的完全堕落，落在「自我为中心，自我服事的反叛者中」。

第二段《今日的福音》，特别解释福音对物质上的穷人，与心灵贫乏这两类人都是好消息。

第三段《基督的独特性》，承认世界上的宗教「有时会包含一些真理和美的原素」但是这些并非福音的「另外选择」；我们抗拒多神主义、相对主义和混合主义；我们否定「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圣约，故无需相信耶稣这样的理论。」

第四段《福音与社会责任》，重申「传福音是首要的任务，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的关注。」但接着就强调「言语和行为的结合。」而且，「我们既传扬神的国，就必须像先知一般，指责所有与神的国不相合的事情。」「这不是把神的国与基督化的社会混为一谈」(解放神学、社会福音犯了这个错误)，「而是承认，圣经所表达的福音含有社会意义，是我们无法避免的。」

第五段《神是布道者》，拒绝极端的布道心态，就是「拒绝任何胆怯畏缩的态度，使圣灵的能力无法完全彰显；我们也不采纳胜利主义的态度。因胜利主义不相信基督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。」

肯定女性的恩赐

第六段《人的见证》，强调平信徒、儿童、青少年和女性在布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肯定女性的恩赐，庆贺她们在宣道历史上的成就，但同时也坦白承认我们仍未有一致的意见，关于「女人应扮演何种方式的领导角色，但我们都同意，神的心意是要男性和女性在普世福音工作上并肩努力。」

第七段《见证者的操守》，是这样起头的：「没有比一个更新的生命，更具有说服力，也没有比信徒表里不一致，带给福音更大的伤害了。」它详细列出当代基督徒与教会的种种失败，这一切都是属世的表现，我们容许「现行的文化腐蚀教会，而非教会挑战和改变文化。」

宣言中其余五段我简述如下；第八段《地方教会》，表达「我们相信，地方教会首要的责任是传福音。」第九段《布道事工的合作》，指明「在新约裹，传福音与合一有很密切的关系」，并且强调「宣道事工的国际性。」第十段《现代世界》，描述现代化乃是「一种逐渐抬头的世界文化」，是福音所必须关注的。第十一段《超越主后二千年的挑战》，提供当前福音事工的分析。第十二段《困难的景况》，声明基督徒是有良知的公民，公义的政府对基督徒应是无所惧怕的；然而基督徒必须为所信仰的道，预备好迎接苦难。

前瞻两千年福音运动

前面所讨论的四次洛桑咨商会议，一九八零年的芭提雅咨商会议，和一九八九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洛桑都扎下稳固的收获。这些成果印证了洛桑精神坦诚公开的价值，给许多参与宣道的基督徒指引了方向并带来启发。

现在我要换上先知的袍子，往前看。以两千年为目标的十年福音运动，已经过了一半，剩下的时间不到五年。「超越两千年运动」所订定的双重目标，乃是在公元两千年要达到「为每一族群建立教会；使每一个人听闻福音」。许多统计数字都显示我们可能成功，尤其是看到本土宣道在非洲、拉丁美洲和东亚太平洋圈的增殖。在神的引导下，不只能将福音传到地极，而且可以给死寂的西方教会带来复兴。

然而，我们要避免胜利主义的危险。当我们怀着盼望前瞻，不要忽视了属灵的因素，免得被统计数字冲昏头，而无法达到世界福音化的目标。

更大的合一

首先，在大使命之下，我们需要更大的合一(a greater unity)。洛桑信约第七条《布道的合作》，确信合一使我们的见证有力量，反之分裂有损于和好的福音；悔悟「罪恶的个人主义」及「不必要的重覆，」并且保证要在「真理、敬拜、圣洁及使命上寻求更深的合一。」我们的悔改与信誓在哪里呢？我看不出今日我们有多少改进。区域性、全国性、地方性的宣道合一固然十分重要，但是一个具有全球性规模的策略计划，难道真是遥不可及吗？假如我们接受所谓「北纬10/40度窗」的说法，就是未福音化的人们和最贫穷的人集中在此，是否默认我们在宣道资源与宣道需要的配合极不相称？在本土宣道及宣教士大大兴起之际，我们难道还要鼓励一场宣教大拜拜，一种缺乏跨越文化训练，欠缺祷告策略，没有准确异象的宣道？

这种个人主义及建造帝国式的宣道倾向，在马克斯主义瓦解，前苏联及东欧福音的门大开时，就暴露无遗。西方宣教机构，展开一场最不体面的争夺战，带给教会领袖极大难堪，并且引起巨大的混乱。

一旦中国大陆的门打开，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？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对「洋鬼子」的看法。我们是否能期望，西方的宣道机构，会以舍己的精神要求自己，而把中国福音化的事工，交给遍布全球的中国基督徒？在神的预备下，过去五十年海外中国教会快速增殖，他们难道还不足以担负起把福音传给自己同胞的责任？西方宣道机构如果要参与，是否能在中国兄姐妹的邀请和引导下与他们合作呢？

其它阻拦我们在宣道上合作的分歧还有灵恩运动及罗马天主教。很遗憾的，与洛桑运动平行的全球性宣道运动就有两三个，虽然这几位领导者，并不把自己看成洛桑的对立者或竞争者，但是这种分裂大大削弱我们的宣道力量。至于迅速萌芽的五旬节运动，在许多方面，灵恩派与非灵恩福音派几乎全无合作来往。罗马天主教会呢？虽然她也有对世界宣道的官方承诺，虽然也有许多个别的天主教宣教士，但是天主教的教义未曾改变，天主教与福音派对得救之道的认识差异太远，很难有共同宣道的可能。教皇最近把福音派定义成宗派的谈话并没有什么帮助。我们是否就这样分道扬镳？天主教与福音派进行的对话不多，我们难道不应该鼓励更多福音派的学者，继续给罗马天主教会压力和挑战，期望他们愿意将传统置于圣经权威之下，进而进行改革？

更大的能见度

其次，在世人面前，我们需要更大的能见度(a greater visibility)。我的意思并非要大家装饰门面引人注意，蔑视主耶稣的命令，祂要我们不可行善在人面前，故意要得人的赏赐(太六1~18)。我的意思乃是，当世人看不见福音改变生命的能力时，福音就缺乏说服力。韦伯斯特(Douglas Webster)说得好：「福音的传递，是借着看和听而来。整本圣经都贯穿了这两项要素；形像和话语，异象和声音，开瞎子的眼睛、通聋子的耳朵。耶稣就是神的道和神的像，『道』成为可看的，『像』成为可听的。」

福音的能见度应该彰显在个人、地方和社会。首先是个人的：一个更新的生命，使传扬福音者最具说服力；反之一个没有见证的生命，是福音最大的伤害。但是福音具体的彰显并不限于个别基督徒而已，也应该彰显在地方教会里。神的心意，是要每一个基督徒群体，为祂国度的表记，是祂将来所治理的国度人类社会的新样，因此提供社会可行的另一个选择。使徒约翰在他第一封信里表达得最为醒目。再一次的肯定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」(约一18；约壹四12)之后，他宣称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能看见，那曾经藉由耶稣彰显出来的神。

第三样彰显福音的方法，是借着各样社会行动。如果说，在耶稣的公开传道中，对国度听得见的宣告，都得伴随一个看得见的示范，那么言语和行动，在我们的宣道事工上，也是不能分割的。好消息要用善行来发表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们目前所缺乏的，是如何结合二者，找出更富创意的模式，如此作法，社会参与不只绝不会挤掉并削弱福音，反而会更照明和强化福音。

更大的明辨

第三，在福音面前，我们需要更大的明辨(a greater clarity)。福音的本质不会因时间地点而改变。我们永远是传讲耶稣的受死和复活，呼召人悔改和相信，接受神所赐在圣灵里的新生命。但是我们对福音的传讲，往往与文化冲突，混淆理智，没有灵感。每一时代的基督徒，必须对福音重新包装、重新陈述；必须在福音本身的背景与当代对福音的挑战间挣扎；福音的传讲必须能与当代流行文化起共鸣，在西方包括像纽毕真(Lessslie Newbigin)所谓的「启蒙文化」(Enlighenment Culture)，也能与它有新鲜的接触；而且我们必须能辨明福音的真理，以对抗所有的竞争者与对手。

福音派人士实在需要悔改，因我们常常将传福音与卫道分离，使徒从未如此作。我们所传讲的我们也必须能辨明。我们要有像保罗一样的信心说：「非斯都大人……我说的乃是真实而且合理的话」 (徒二十六25)。我们绝对无法认同所谓五教合一的说法，或什么每一宗教都有其独立效力的「多元论」理想。我们需要建立衡量真理的标准，然后用它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独一性与终极性。

更大的一致性

第四，在基督面前，我们需要更大的一致性(a greater consistency)。耶稣对祂的事工与我们的使命之类比，是我们了解宣道意义的根基。祂的事工是我们的榜样：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」(约十七18，参约二十21)。所有真实的宣教，都是道成肉身的服事，这样说并不夸张。为了拯救我们，基督来到世上；我们也必须进入别人的世界(人们的思想世界、心灵世界，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的世界)，为了拯救灵魂。就如兰塞大主教(Archbishop Michael Ramsey)所言，「我们的信仰能传到多远，但看我们能走多远；以富有爱心的同情，把自己置身在怀疑者的怀疑里，发问者的问题里，迷失方向者的寂寞里。」

这种完全的认同，并无损于我们的自我。就如耶稣取了我们的样式，并不改变祂的真实本质，所以我们在什么人中间，就作什么样的人，而仍然能保有我们基督徒的信念、价值观、标准和生活方式。以此原则来衡量，福音派多数的宣道事工是有亏欠的。我们千篇一律的传道方式，就是由一个传道人对着一大群人传道，那些人的面孔他看不清，也不知道他们是谁，

更遑论进入他们的世界。我并不是在诋毁大型布道会(因为耶稣和保罗都曾采用)，但是大型布道不能单独存在。耶稣的道成肉身在前，传道在后。保罗「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」伴随着「向什么样的人，我就作什么样的人。」(林前一23，九22)

如果说道成肉身，对基督教的宣道是不可缺的，那么十字架亦然。耶稣一直是以受苦仆人的心志，一路受逼迫乃至受死，为要带给列国亮光与公义。当那几个希腊人来求见，祂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：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」(约十二23~24)宣道必须付上昂贵的代价，在中国大陆教会的经验，可能是现代最好的例子。 「中国教会成长的原因，」林保德(Tony Lambert)写道，「以及各地爆发的真实属灵复兴，是与整个十架神学不可分割的…中国教会所带给我们的坚定信息，就是神借着受苦与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来点燃复兴的火并建立祂的教会。我们这些西方人士，是否愿意倾听呢？」再说「中国教会……走十架道路。五零年和六零年代殉道者的生与死，结出丰硕的果实。」圣经上也强调这种受苦甚至殉道的必要性，然而这与成功福音(prosperity gospe1)带来的错误教导，以及与福音派里，所有倾向可厌的胜利主义者，是不相容的。

更大的谦卑

第五，在神面前，我们需要更大的谦卑(a greater humility)。所有主耶稣的门徒，一定不能忘记，主对天国里谁为大的教导，祂选了那个小小孩。没有比谦卑更美丽的，也没有比自高自大更可厌的了，在福音事工上更是如此。

柳堤报告里，最生动有力的一段大概就是第六段，这样写道「征人启事：谦卑的福音使者。」报告里提供了「谦卑的宣教士分析」，计有五要素。我只同意其中两项，第一点说到我们必须弃绝所有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主义。「我们反对，强迫别人接受我们文化的自大作法，也不拥护那种把福音和不相称的文化元素混在一起的混合主义。我们应该以谦卑的态度，在互相尊重的真诚友谊下，与人分享福音。」

关于宣教士的谦卑，第二个层面乃是对圣灵的倚靠。洛桑运动的核心，存在着社会学与神学的对立，技巧上之发展与祷告之操练的对立。当然这二者并非不能调合，因为圣灵同样可以借一些社会活动，仔细设计的方法和理性的辩论来作工。信靠圣灵，与这些方法的开展，绝对可以并行。一个充满自信的人，倾向于倚靠肉体，而非圣灵，这是我们所面临的诱惑。

有好几份洛桑文件，试着借对圣灵的强调，来避免这种危险。洛桑信约这样写：「我们深信圣灵的能力。父差遣圣灵为圣子作证，若无圣灵的见证，我们的见证一定失败」(第十四条)。圣灵不只是主要的见证者，同时也是「主要的沟通者」，唯有祂能打开瞎了的心眼，带给人重生。第三，「神自己是最重要的布道者。」

就我个人的看法，我对近代流行的所谓「区域的灵」(territorial spirits)，及其不够充足的圣经根据，抱持相当大的质疑。我同意洛桑委员会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发表的，「属灵争战的宣言」，文中呼吁福音派的圣经学者「对近来这项发展能提供更多亮光。」在此同时，我们需要更有力地重申，耶稣基督早已经胜过了所有执政的、掌权的魔鬼，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将它打下宝座，解除了武装。我们一定要牢记，要胜过这已经败了的敌人，「只有靠属灵的武器，特别是神的话和圣灵，并加上祷告。」

洛桑运动蓬勃

一九九四年，洛桑委员会在德国史图格特(Stuttgart)开会，宣布新的异象和新的开始，在新的结构和新的领导者下(特别是国家性、区域性，和特殊兴趣族群)，继续为同样的宣道使命继往开来。委员会认为洛桑运动「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时期，都更活跃」，单是一九九三年，就有十一次洛桑咨商会议和祷告会议，分别在十个国家召开。虽然洛桑早就是一项国

际性活动，然而它的领导者「深深觉得，需要全球性的重新联结。」在此，让我们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在福音事工上，能发展出更深的合一，更广的能见度，更明确的福音内容，更大的一致性，和更多的谦卑。 (译自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, 1995年4月号) [本文原载于校园杂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