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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Jews demand miraculous signs and Greeks look for wisdom, 23but we preach Christ crucified: a stumbling block to Jews and foolishness to Gentiles;" - 1 Cor. 1:22-23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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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顧洛桑,前瞻2000 PDF Print E-mai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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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25 April 2008

回顧洛桑,前瞻2000

作者:斯托得(John Stott) /譯者:薪人


引言:

一九七四年七月在瑞士洛桑舉行的福音會議,主辦單位原先的目標,是探討福音遍傳的策略和方法。可是,會議中最引人注目的課題,卻是教會的社會責任。而且,會議的重大結論之一也變成:肯定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兩者同樣是教會的主要使命。
洛桑令人吃驚的不只是當次會議,以及會議最後一天發表的《洛桑信約》。洛桑福音會議的重要性在於:會議結束至今二十年,它的影響和衝擊仍未停歇;《洛桑信約》也依然在呼喚福音信仰者的良知和靈感。
以一項單次會議引起的震撼和迴響而言,除了天主教人士的梵二會議之外,近代大約沒有其他會議可與洛桑福音會議相此。
《洛桑信約》主要執筆人斯托得牧師回顧過去二十年,撰寫了這篇文章,表達他的觀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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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第一屆洛桑會議(一九七四),以及洛桑精神所帶領的運動,至今已逾二十年,在寫下我的感想之前,必須先澄清我不具有任何官方權威,我所表達的純粹是個人的一點省思。

回顧

「洛桑向我們發射出的,」葛理翰寫道,「是始料不及的意義與能力。」最大的奇蹟,就是洛桑信約長久不墜的影響力,它是在會期間草擬,當時幾乎獲得全場一致支持。洛桑信約帶給許多人挑戰與方向,並且提供福音派教會在宣道上合一的基礎。

如果我們看看當時一些負面批評,就會更驚訝它的持 續影響力。有一位參加者稱之為「應景文章」,另有人說它「了無新意」,又有一位說,「很明顯的,這是由一群心智低落的宣道小群製造的聲明。」還有一位似乎是當老師的,像改學校作業似的用紅筆眉批,「這是一篇平庸的報告,水準遠遠低於赴會者的程度!」

在一九七六年,也就是大會之後兩年,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)在墨西哥聚集。決議之一是成立神學工作小組和策略工作小組,後者由華格納(Peter Wagner)主持,前者由我主領。神學工作小組,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間,先後支持策劃(有時與策略工作小組或世界福音團契的神學組合作)四次規模較小的諮商會議,發表洛桑不定期報告(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)

四次諮商會議——工作進展里程碑

第一次是一九七七年探討同類型佈道原則(Homogenous Unit Principle)的帕撒迪納(Pasadena)諮商會議,它的重要性不難理解。由馬蓋文(Dona1d McGarvan)及其同僚所建立的教會增長理論基礎,許多年來在福音派圈子中引發許多辯論。雙方以書籍和文章,跨過非軍

事區,互相投擲手榴彈交戰。不過兩邊的主將們從末碰過面,現在在「洛桑精神」號召下,雙方代表正式面談。五位富勒神學院的代表(Arthur GlasserCharles Kraft Donald McGavran) Peter Wagner and Ralph Winter),與五位能言善道的批評家(Harvie Conn,Victor Hayward, Rene Padilla, Robert Ramseyer, and JohnYoder),辯論兩天,由我充當主席。

我們都知道馬蓋文博士在《認識教會增長》一書裏主 張人們「歡喜成為基督徒而無需跨越種族、語言,或階級障礙。」作為傳福音的原則,已被普遍接納。但是作為教會生活原則,卻遭受猛烈的批評。因為這樣的原則似乎在提倡一種教會內的種族隔離政策,重新建立那些主耶穌基督已經廢除的障礙。當主張教會增長理論的神學家,承認同質同種的教會並不完全,教會應該往異質 異種發展,真是令人鼓舞。因為末世的異象乃是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人,聚集在寶座面前(啟七7~9),今天主的聖餐就是其預表、保證和預嚐。

福音與文化會議

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在百慕達舉行,探討福音與文化的柳堤(Willowbank)諮商會議。洛桑信約第十條的標題就是佈道與文化。因為每一文化都是人的架構(自然是神賦與的,文化則是人在自然界下的作為),文化就反映出人善惡的兩面:人既有神的形像,「他的文化必含有美與善之豐富內容」;然而人已經墮落,所以文化的某些部份是「被罪所玷污,且有魔鬼的成份。」

洛桑信約因此重申,也就是宣道學者一再肯定的,人是文化的產物,我們一切思想、言論、行為,都受到我們所繼承的文化所影響。柳堤諮商會議進一步發展這項主旨,探討文化在下面六項議題裏所扮演的角色;聖經的作者與讀者(亦即聖經的默示與聖經的解釋),傳福音與悔改(亦即福音的傳講與接受),教會的組成;和基督徒的倫理生活方式。

與會者對宣道事工,包含三種不同文化的互動這一 點,都有清楚的認知。一個福音使者必須問自己:在甲文化下長大的我,要如何把在乙文化下寫成的新約福音,傳遞給屬於丙文化的人們,而又不會更動了福音,或把福音傳得難於理解?雖然諮商會議,留給我們更多文化議題,有待福音派人士繼續思考,但至少柳堤會議已經跨出第一步。

簡樸生活會議

第三次是一九八零年探討簡樸生活方式的海里(High Leigh)諮商會議。洛桑信約中沒有一條像第九條引起這樣多的批判與良心上的爭辯了:「我們為千千萬萬不公平的待遇所造成的貧乏人,感到震驚。我們這些生活在富裕境況中的人,當盡責去過一種簡樸的生活方式,為的要更慷慨地捐助及佈道。」

許多人反對「簡樸」這個詞。為何不用比較級呢,「更加簡樸」?然而這只有引起更多問題。比什麼更加簡樸呢?事實上,所有形容生活素質的字眼,像知足、簡單、慷慨、殷勤好客等都一樣沒有衡量的標準。

這次諮商會議報告,標題定為過簡樸生活方式的福音承諾。一如新約聖經,這項教導避免極端的物質主義(物質至上)和禁慾主義(嚴拒造物主的美好禮物)。因此報告的第一段,標題就是「創造」,我們享受神創造的美好與豐盛,和祂恩賜的多樣性,這些我們都應該存著感恩的心來領受並與眾人分享。報告中更進一步挑戰我們對環境及資源的管理,我們對權力的運用,以及主耶穌要我們提防的:貪婪的傾向。

這是一篇論點相當平衡的報告。舉例來說,它寫道:「我們接受必須品與奢侈品有別,建設性嗜好與時髦嗜好有別,樸素與虛榮有別,偶而的慶祝與天天奢華宴樂有別。」

傳福音與社會責任會議

第四次是一九八二年探討傳福音與社會責任之關係的大急流(Grand Rapids)諮商會議。這次會議的召開是由於瓊斯敦(Arthur Johnston)出版了《世界福音化的爭戰》(The Battl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)一書所引起。在書中他剖析普世教會會議在聖經的權威性與宣道上的一再退讓,他提出警告:根據他的觀察,洛桑正步上日內瓦會議的後塵,而我正是罪魁禍首。

康哲(Kenneth Kantzer)博士容許我寫一篇《給瓊斯敦的公開信》登在《今日基督教》雜誌上作為回應。這事之後,瓊斯敦與我開始通信、會面,我們兩人都同意有必要發起一次國際性的會議,邀請不同國家、文化、教派和觀點的代表來參加。

大會召開前,我實在不敢期望這樣的會議能有真正心 靈和思想的溝通。因為當我們在會前傳閱論文和回應時,有些文章不只是獨斷又剛硬,而且刺耳到幾近粗野的地步。會議一開始的幾天,雙方又跺腳又吼叫!漸漸地,我們都厭煩這種不帶任何建設性的固執,大家開始傾聽對方意見,直到我們不只聽見對方所言,而且了解到背後的思想。至此,我們才認識到對方所要護衛的是 甚麼,而那些點往往也正是我們要護衛的!這就催化了具有創意的進展。

這次諮商會議報告曾被評為太急進或太籠統。沒有 錯,許多地方我們無法獲得共識,只能寫下「我們當中有人是這樣的看法」而「其他人又是那樣的看法。」即或如此,我認為大急流諮商會議的收穫很豐碩。經過一個禮拜的激辯,我們產生了一份獲得全體共識的報告,從此我們擁有共同行動和互信的基礎。

佈道與社會行動並行

大家印象最深的,就是這份報告對傳福音與社會責任的關係作出三項結論:(1)基督徒的社會行動是福音事工的結果,因為它是被福音改變的人所參與的行動;(2)社會行動可以作為福音事工的橋樑,因為它帶出神的愛。並且二者都能克服人的偏見與閉塞;(3)社會行動與福音事工同為伙伴,「好像剪刀的兩刃或鳥的兩扇翅膀。」在五年中間舉行的這四次諮商會議,涵蓋了教會、文化、生活方式與宣道等層面,每一次都是在提倡尊重、信賴、容忍的洛桑精神下召開,每一次會議都是一項工作進展的里程碑,和未來發展的跳板。

洛桑諮商會議並不只這幾次,但是因為我未曾參加其它會議,所以我的感想就只能限制在這四次。為了完整起見,茲將其它會議列在下面;一九七八年探討回教世界福音事工的葛蘭艾瑞(Glen Eyrie)諮商會議,一九八五年探討聖靈的工作與福音事工的奧斯陸諮商會議,一九八八年探討悔改(Conversion)的香港諮商會議,以及一九九三年探討現代化與信仰的烏撒拉(Uppsala)諮商會議。

芭提雅一九八零年和馬尼拉一九八九年

接下來必須一提的是一項較大規模的世界福音諮商會議(COW),一九八零年在泰國芭提雅(Pattaya)召開。我個人覺得基本上這是一項工作(Working)諮商會議,策劃委員會劃分十七個小組,各自負責一個未得福音群體,也都各自發表一份報告。另外,每天晚上有一場全體出席的激發靈感會議,不過沒有充裕的時間來探討兩項引起爭議的問題。第一項是由華格納(Peter Wagner)所發表的對特定群體(people groups),或一群彼此認同相屬於一個團體的福音策略探討。與會者對這項福音策略有不同意見,可惜沒有機會徹底辯論。

第二項是與剛結束的墨爾本世界宣道與佈道會議(CWME),所完成的報告《你的國降臨》有關的。我們有一個晚上與到訪的卡斯祖(Emilio Castro)聚集,但礙於時間有限,這項會議太過正式而且簡短,一些福音人士(恐怕包括我在內)的建言都太過粗魯而且對立。很可惜我們錯失了一次與全體福音派代表的重要接觸。

芭提雅宣言重申我們對傳福音與社會行動的承諾,但是一如洛桑信約,都以傳福音為「首要的」,這樣聲明的理由是因為「在人類所有悲劇當中,沒有比與造物主疏遠,以及因拒絕『悔改和相信』而進入可怕的永死更大的不幸了。」

洛桑再開鑼:靈恩與非靈恩的對立

然後是一九八九年在馬尼拉所舉辦的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。有來自一百七十個國家(比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還多)的三千五百位代表齊聚一堂,包括來自蘇聯和東歐的龐大代表。可嘆的是中國大陸沒有派出一位代表來參加。

第二屆洛桑會議的價值與影響無疑是巨大的,但整個 大會還是過分偏重從西方與北半球來的代表。好幾位傑出的第三世界代表各因不同的理由而缺席。靈恩與非靈恩福音派的緊張對立,在馬尼拉第二屆洛桑大會上浮現出來。在好幾個講習會裏,五旬節教派與靈恩派有充分的機會教導和學習,甚至有一堂全體出席的會議,主題是聖靈的工作。海福得(Jack Hayford和巴刻(Jim Packer)各自宣讀論文,但是沒有安排雙方討論的時間。辯論的形式不是更佳嗎?我們這群福音派人士,難道還不夠成熟,足以拒絕將彼此間的分歧掃到地毯下的駝鳥心態,而能堅持把問題擺上檯面來公開討論?芭提雅世界福音會(CWME)的理事史塔克維爾(Eugene Stockwell),與我同感,大會後他寫道,第二屆洛桑最遭人詬病的就是完全沒有辯論,整個會議被冗長的演講與影片所「控制」,沒有一次就任何題目進行全體的討論。

馬尼拉宣言超越前約

大會結束後所發表的馬尼拉宣言,獲得絕大多數與會者的簽署支持。宣言的開頭就肯定洛桑信約,馬尼拉宣言是信約的延續而非取代,但在許多方面它都超越了前約,讓我舉幾個例子說明。

正文的第一段《人類的困境》,就是洛桑信約所無,一方面肯定人類的尊嚴,因為我們具有神的形像:但同時肯定人類的完全墮落,落在「自我為中心,自我服事的反叛者中」。

第二段《今日的福音》,特別解釋福音對物質上的窮人,與心靈貧乏這兩類人都是好消息。

第三段《基督的獨特性》,承認世界上的宗教「有時會包含一些真理和美的原素」但是這些並非福音的「另外選擇」;我們抗拒多神主義、相對主義和混合主義;我們否定「猶太人有他們自己的聖約,故無需相信耶穌這樣的理論。」

第四段《福音與社會責任》,重申「傳福音是首要的任務,因為這是我們主要的關注。」但接著就強調「言語和行為的結合。」而且,「我們既傳揚神的國,就必須像先知一般,指責所有與神的國不相合的事情。」「這不是把神的國與基督化的社會混為一談」(解放神學、社會福音犯了這個錯誤),「而是承認,聖經所表達的福音含有社會意義,是我們無法避免的。」

第五段《神是佈道者》,拒絕極端的佈道心態,就是「拒絕任何膽怯畏縮的態度,使聖靈的能力無法完全彰顯;我們也不採納勝利主義的態度。因勝利主義不相信基督的能力是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。」

肯定女性的恩賜

第六段《人的見證》,強調平信徒、兒童、青少年和女性在佈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肯定女性的恩賜,慶賀她們在宣道歷史上的成就,但同時也坦白承認我們仍未有一致的意見,關於「女人應扮演何種方式的領導角色,但我們都同意,神的心意是要男性和女性在普世福音工作上並肩努力。」

第七段《見證者的操守》,是這樣起頭的:「沒有比一個更新的生命,更具有說服力,也沒有比信徒表裏不一致,帶給福音更大的傷害了。」它詳細列出當代基督徒與教會的種種失敗,這一切都是屬世的表現,我們容許「現行的文化腐蝕教會,而非教會挑戰和改變文化。」

宣言中其餘五段我簡述如下;第八段《地方教會》,表達「我們相信,地方教會首要的責任是傳福音。」第九段《佈道事工的合作》,指明「在新約裹,傳福音與合一有很密切的關係」,並且強調「宣道事工的國際性。」第十段《現代世界》,描述現代化乃是「一種逐漸抬頭的世界文 化」,是福音所必須關注的。第十一段《超越主後二千年的挑戰》,提供當前福音事工的分析。第十二段《困難的景況》,聲明基督徒是有良知的公民,公義的政府對基督徒應是無所懼怕的;然而基督徒必須為所信仰的道,預備好迎接苦難。

前瞻兩千年福音運動

前面所討論的四次洛桑諮商會議,一九八零年的芭提雅諮商會議,和一九八九年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屆洛桑都紮下穩固的收穫。這些成果印證了洛桑精神坦誠公開的價值,給許多參與宣道的基督徒指引了方向並帶來啟發。

現在我要換上先知的袍子,往前看。以兩千年為目標的十年福音運動,已經過了一半,剩下的時間不到五年。「超越兩千年運動」所訂定的雙重目標,乃是在公元兩千年要達到「為每一族群建立教會;使每一個人聽聞福音」。許多統計數字都顯示我們可能成功,尤其是看到本土宣道在 非洲、拉丁美洲和東亞太平洋圈的增殖。在神的引導下,不只能將福音傳到地極,而且可以給死寂的西方教會帶來復興。

然而,我們要避免勝利主義的危險。當我們懷著盼望前瞻,不要忽視了屬靈的因素,免得被統計數字沖昏頭,而無法達到世界福音化的目標。

更大的合一

首先,在大使命之下,我們需要更大的合一(a greater unity)。 洛桑信約第七條《佈道的合作》,確信合一使我們的見證有力量,反之分裂有損於和好的福音;悔悟「罪惡的個人主義」及「不必要的重覆,」並且保證要在「真理、敬拜、聖潔及使命上尋求更深的合一。」我們的悔改與信誓在哪裏呢?我看不出今日我們有多少改進。區域性、全國性、地方性的宣道合一固然十分重要,但是 一個具有全球性規模的策略計劃,難道真是遙不可及嗎?假如我們接受所謂「北緯10/40度窗」的說法,就是未福音化的人們和最貧窮的人集中在此,是否默認我們在宣道資源與宣道需要的配合極不相稱?在本土宣道及宣教士大大興起之際,我們難道還要鼓勵一場宣教大拜拜,一種缺乏跨越文化訓練,欠缺禱告策略,沒有準確異象的宣道?

這種個人主義及建造帝國式的宣道傾向,在馬克斯主義瓦解,前蘇聯及東歐福音的門大開時,就暴露無遺。西方宣教機構,展開一場最不體面的爭奪戰,帶給教會領袖極大難堪,並且引起巨大的混亂。

一旦中國大陸的門打開,又會出現甚麼樣的局面呢?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對「洋鬼子」的看法。我們是否能期望,西方的宣道機構,會以捨己的精神要求自己,而把中國福音化的事工,交給遍佈全球的中國基督徒?在神的預備下,過去五十年海外中國教會快速增殖,他們難道還不足以擔負起把福音傳給自己同胞的責任?西方宣道機構如果要參與,是否能在中國兄姐妹的邀請和引導 下與他們合作呢?

其它阻攔我們在宣道上合作的分歧還有靈恩運動及羅 馬天主教。很遺憾的,與洛桑運動平行的全球性宣道運動就有兩三個,雖然這幾位領導者,並不把自己看成洛桑的對立者或競爭者,但是這種分裂大大削弱我們的宣道力量。至於迅速萌芽的五旬節運動,在許多方面,靈恩派與非靈恩福音派幾乎全無合作來往。羅馬天主教會呢?雖然她也有對世界宣道的官方承諾,雖然也有許多 個別的天主教宣教士,但是天主教的教義未曾改變,天主教與福音派對得救之道的認識差異太遠,很難有共同宣道的可能。教皇最近把福音派定義成宗派的談話並沒有甚麼幫助。我們是否就這樣分道揚鑣?天主教與福音派進行的對話不多,我們難道不應該鼓勵更多福音派的學者,繼續給羅馬天主教會壓力和挑戰,期望他們願意 將傳統置於聖經權威之下,進而進行改革?

更大的能見度

其次,在世人面前,我們需要更大的能見度(a greater visibility)。我的意思並非要大家裝飾門面引人注意,蔑視主耶穌的命令,祂要我們不可行善在人面前,故意要得人的賞賜(太六1~18)。我的意思乃是,當世人看不見福音改變生命的能力時,福音就缺乏說服力。韋伯斯特(Douglas Webster)說得好:「福音的傳遞,是藉著看和聽而來。整本聖經都貫穿了這兩項要素;形像和話語,異象和聲音,開瞎子的眼睛、通聾子的耳朵。耶穌就是神的道和神的像,『道』成為可看的,『像』成為可聽的。」

福音的能見度應該彰顯在個人、地方和社會。首先是 個人的:一個更新的生命,使傳揚福音者最具說服力;反之一個沒有見證的生命,是福音最大的傷害。但是福音具體的彰顯並不限於個別基督徒而已,也應該彰顯在地方教會裏。神的心意,是要每一個基督徒群體,為祂國度的表記,是祂將來所治理的國度人類社會的新樣,因此提供社會可行的另一個選擇。使徒約翰在他第一封 信裏表達得最為醒目。再一次的肯定「從來沒有人見過神」(約一18;約壹四12)之後,他宣稱我們若彼此相愛,人就能看見,那曾經藉由耶穌彰顯出來的神。

第三樣彰顯福音的方法,是藉著各樣社會行動。如果 說,在耶穌的公開傳道中,對國度聽得見的宣告,都得伴隨一個看得見的示範,那麼言語和行動,在我們的宣道事工上,也是不能分割的。好消息要用善行來發表,這是天經地義的事。我們目前所缺乏的,是如何結合二者,找出更富創意的模式,如此作法,社會參與不只絕不會擠掉並削弱福音,反而會更照明和強化福音。

更大的明辨

第三,在福音面前,我們需要更大的明辨(a greater clarity)。 福音的本質不會因時間地點而改變。我們永遠是傳講耶穌的受死和復活,呼召人悔改和相信,接受神所賜在聖靈裏的新生命。但是我們對福音的傳講,往往與文化衝突,混淆理智,沒有靈感。每一時代的基督徒,必須對福音重新包裝、重新陳述;必須在福音本身的背景與當代對福音的挑戰間掙扎;福音的傳講必須能與當代流行 文化起共鳴,在西方包括像紐畢真(Lessslie Newbigin)所謂的「 啟蒙文化」(Enlighenment Culture),也能與它有新鮮的接觸;而且我們必須能辨明福音的真理,以對抗所有的競爭者與對手。

福音派人士實在需要悔改,因我們常常將傳福音與衛道分離,使徒從未如此作。我們所傳講的我們也必須能辨明。我們要有像保羅一樣的信心說:「非斯都大人……我說的乃是真實而且合理的話」(徒二十六25)。我們絕對無法認同所謂五教合一的說法,或甚麼每一宗教都有其獨立效力的「多元論」理想。我們需要建立衡量真理的標準,然後用它來證明耶穌基督的獨一性與終極性。

更大的一致性

第四,在基督面前,我們需要更大的一致性(a greater consistency)。耶穌對祂的事工與我們的使命之類比,是我們了解宣道意義的根基。祂的事工是我們的榜樣:「你怎樣差我到世上,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」(約十七18,參約二十21)。所有真實的宣教,都是道成肉身的服事,這樣說並不誇張。為了拯救我們,基督來到世上;我們也必須進入別人的世界(人們的思想世界、心靈世界,以及他們所生活的現實社會的世界),為了拯救靈魂。就如蘭塞大主教(Archbishop Michael Ramsey)所言,「我們的信仰能傳到多遠,但看我們能走多遠;以富有愛心的同情,把自己置身在懷疑者的懷疑裏,發問者的問題裏,迷失方向者的寂寞裏。」

這種完全的認同,並無損於我們的自我。就如耶穌取 了我們的樣式,並不改變祂的真實本質,所以我們在甚麼人中間,就作甚麼樣的人,而仍然能保有我們基督徒的信念、價值觀、標準和生活方式。以此原則來衡量,福音派多數的宣道事工是有虧欠的。我們千篇一律的傳道方式,就是由一個傳道人對著一大群人傳道,那些人的面孔他看不清,也不知道他們是誰,

更遑論進入他們的世界。我並不是在詆毀大型佈道會(因為耶穌和保羅都曾採用),但是大型佈道不能單獨存在。耶穌的道成肉身在前,傳道在後。保羅「我們傳釘十字架的基督」伴隨著「向甚麼樣的人,我就作甚麼樣的人。」(林前一23,九22)

如 果說道成肉身,對基督教的宣道是不可缺的,那麼十字架亦然。耶穌一直是以受苦僕人的心志,一路受逼迫乃至受死,為要帶給列國亮光與公義。當那幾個希臘人來求見,祂的回答更是斬釘截鐵:「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。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,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,仍舊是一粒,若是死了,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(約十二23~24)宣道必須付上昂貴的代價,在中國大陸教會的經驗,可能是現代最好的例子。「中國教會成長的原因,」林保德(Tony Lambert)寫 道,「以及各地爆發的真實屬靈復興,是與整個十架神學不可分割的…中國教會所帶給我們的堅定信息,就是神藉著受苦與傳講釘十字架的基督,來點燃復興的火並建立祂的教會。我們這些西方人士,是否願意傾聽呢?」再說「中國教會……走十架道路。五零年和六零年代殉道者的生與死,結出豐碩的果實。」聖經上也強調這 種受苦甚至殉道的必要性,然而這與成功福音(prosperity gospe1)帶來的錯誤教導,以及與福音派裏,所有傾向可厭的勝利主義者,是不相容的。

更大的謙卑

第五,在神面前,我們需要更大的謙卑(a greater humility)。所有主耶穌的門徒,一定不能忘記,主對天國裏誰為大的教導,祂選了那個小小孩。沒有比謙卑更美麗的,也沒有比自高自大更可厭的了,在福音事工上更是如此。

柳堤報告裏,最生動有力的一段大概就是第六段,這 樣寫道「徵人啟事:謙卑的福音使者。」報告裏提供了「謙卑的宣教士分析」,計有五要素。我只同意其中兩項,第一點說到我們必須棄絕所有文化優越感與帝國主義。「我們反對,強迫別人接受我們文化的自大作法,也不擁護那種把福音和不相稱的文化元素混在一起的混合主義。我們應該以謙卑的態度,在互相尊重的真誠友 誼下,與人分享福音。」

關於宣教士的謙卑,第二個層面乃是對聖靈的倚靠。 洛桑運動的核心,存在著社會學與神學的對立,技巧上之發展與禱告之操練的對立。當然這二者並非不能調合,因為聖靈同樣可以藉一些社會活動,仔細設計的方法和理性的辯論來作工。信靠聖靈,與這些方法的開展,絕對可以並行。一個充滿自信的人,傾向於倚靠肉體,而非聖靈,這是我們所面臨的誘惑。

有好幾份洛桑文件,試著藉對聖靈的強調,來避免這種危險。洛桑信約這樣寫:「我們深信聖靈的能力。父差遣聖靈為聖子作證,若無聖靈的見證,我們的見證一定失敗」(第十四條)。聖靈不只是主要的見證者,同時也是「主要的溝通者」,唯有祂能打開瞎了的心眼,帶給人重生。第三,「神自己是最重要的佈道者。」

就我個人的看法,我對近代流行的所謂「區域的靈」(territorial spirits), 及其不夠充足的聖經根據,抱持相當大的質疑。我同意洛桑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所發表的,「屬靈爭戰的宣言」,文中呼籲福音派的聖經學者「對近來這項發展能提供更多亮光。」在此同時,我們需要更有力地重申,耶穌基督早已經勝過了所有執政的、掌權的魔鬼,在十字架上就已經將牠打下寶座,解除了武裝。 我們一定要牢記,要勝過這已經敗了的敵人,「只有靠屬靈的武器,特別是神的話和聖靈,並加上禱告。」

洛桑運動蓬勃

一九九四年,洛桑委員會在德國史圖格特(Stuttgart)開會,宣佈新的異象和新的開始,在新的結構和新的領導者下(特別是國家性、區域性,和特殊興趣族群),繼續為同樣的宣道使命繼往開來。委員會認為洛桑運動「比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時期,都更活躍」,單是一九九三年,就有十一次洛桑諮商會議和禱告會議,分別在十個國家召開。雖然洛桑早就是一項國

際性活動,然而它的領導者「深深覺得,需要全球性的重新聯結。」在此,讓我們為他們禱告,希望他們在福音事工上,能發展出更深的合一,更廣的能見度,更明確的福音內容,更大的一致性,和更多的謙卑。(譯自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, 19954月號) [本文原載於校園雜誌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]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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